台灣求生存的深刻經歷

雲程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中國要成為強權,必須東出太平洋,才能和美國等以海權為主的西方世界一爭長短。北京覬覦台灣,不過是其躍上世界舞台爭霸的標準戲碼,哪裡是虛幻的民族主義所能解釋。
 錢其琛具體提出了「一國兩制」的七項權利內容 (新黨人如獲至寶) ;但台灣住民不但已經擁有而且還更多,為何台灣要無端的放棄早已經擁有的一切,而歸你管?

 台灣,一個擁有特殊歷史經驗的地方,也是一個介於陸權與海權兩大勢力的前線。台灣,就在強權勢力的拉鋸中,匍匐但堅毅追求生存的機會。

 歷史上,台灣原本是南島語系族群的海上樂園,但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的到來,為種植經濟作物,故大量的引進漢人,台灣才逐漸成為漢人主宰的地方。其後,鄭成功的海上貿易勢力擊潰荷蘭,建立東寧王國 22 年 (1662 ∼ 1683) 後,又被大清帝國摧毀。因大清帝國持續實施海禁,故渡海漢人逐漸與南島女子通婚,形成新的族群。大清帝國領有台灣之後許久,台灣正式成為其一省,但旋即割讓給日本帝國,成為日本的一部份。二次大戰後,日本戰敗,放棄其對台半個世紀的統治權,〔中華民國〕政府遂代表聯合國軍隊 (聯軍) 以「行政長官公署」的身份來台接收,旋即將台灣改為台灣省。其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被共黨叛軍擊退至台灣,而共黨叛軍成立新的國家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時間,遠遠超過其統治中國大陸的 38 年時間。從超過的那一刻 (1988 年) 起,〔中華民國〕體制由蔣經國與李登輝聯手,逐步實施「土斷」 (本土化) 政策。台灣的這種世所罕見的跨種族政權移轉頻率,以及持續引進移民人口,讓台灣的文化摻入平埔、荷蘭、中國、日本文化的成份,也一直無法深化定型,以致於「認同問題」素來困擾各時代的統治者以及民眾。

 地緣上,台灣也是位於歐亞大陸與太平洋的交匯點。往昔,當中國實施鎖國政策時,台灣 (包括香港) 就是外界進入中國市場的轉運站。台灣,一向也是東亞地區南北貿易的必經之地。當全球戰略形成一體後,台灣是海洋進出陸地,也是南北航線的十字路要衝。就是這樣的兵家必爭之地,台灣,一方面深受外在大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要在大舞台中謹慎應對,不觸怒暴龍與巨人。

 在台灣生活的所有住民,不管對統獨的態度如何,對台灣地位的了解怎樣,對國內政局有無特別傾向,也不管是否認知道前述歷史與地緣的雙重結構,毫無例外的,都深受前述歷史與地緣兩要素的制約。因此,脫離台灣特殊的歷史與地緣因素,是無法正確的理解台灣。

 台灣未來是統?是獨?是否應「脫中」還是「入中」?不同歷史經驗的人固有不同的詮釋。不過,在情緒以外,還要經過理性的分析,並化約為眾人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才能檢證自己所抱持的立場是否經得起考驗?是否合乎事理?是否有偏漏?更重要的,是否不會損傷自己的利益?

 以下,即是幾個台灣政局的標題與思考,這些意見和主流媒體不完全相同,那是因為經過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

 應注意的是,本文所用的「台灣住民」一詞,指的是現在生活在台灣及附屬島嶼的所有人,「台灣老住民」則是 1949 年前即居住在台灣的人及其後代,「台灣新住民」則是 1949 年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人及其後代。台灣的利益,則是這兩「時間族群」在理智上的共同交集。

台灣求生存的接力賽

 自從二次大戰之後,國民政府由中國大陸遷台,歷經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等三任主要的總統,因應國際局勢變遷,對台灣各有不同的保台策略。

 蔣介石時是冷戰時代,蔣適時的站在美國陣營,成為反共前哨基地,也因之獲得美援、簽訂共同防禦協定,鞏固了台灣的經濟與軍事穩定 (但也鞏固了其內政上的極權統治) ,「反攻大陸」的口號,總結這一時代生存發展主軸。

 蔣經國時代,由於冷戰局面漸漸變成冷和局面,國際列強採取了和解 (低盪) 的策略,故台灣的國際地位一瀉千里,加上與北京爭奪中國代表失敗,故蔣經國把國家發展策略轉向發展經濟,當時的「十大建設」、「經濟學台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策與口號,都是活生生的見證。但蔣經國的經濟發展策略,在其執政晚期,受到國內要求民主的挑戰,以及中國即將收回香港的刺激,開始實施初期的民主化 ── 本土化策略 (蔣說:「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住民」並率先解嚴,替李日後的民主化開了先聲) 。換言之,當時如果仍舊以「經濟學台灣」為本,台灣勢必無法生存至今。

 到了李登輝時代,由於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也由於蔣經國後期的幾項作為,故李可以順勢展開純然的民主化、本土化的改革。一方面拉開與中國的差距,二方面向世界證明華人世界一樣可以實施民主 (不僅台灣如此,韓國的民主化也是發軔於此時期,故可跨國交叉參照) 。

 因此,從歷史與國際的觀點來看,台灣戰後的幾任總統,無一不以因應時代的策略,抵禦中國的壓力,並尋求台灣在國際間生存的價值。不但「反共」如此、「經濟奇蹟」如此,連「寧靜革命」也是如此。

 站在總統這一職位上,就必須做該做的事,三任總統可以說都「恰如其分」的做了「該做的事」。外界胡亂的批評,若非沒有歷史眼光,就是落入政治既得利益者的煽動而不自知。

 當然,為了解決生存的燃眉之急,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政策,讓我們失去國際空間;蔣經國特務治國與忽略環保,讓我們生活苦悶、文化無法生根;李登輝為延續執政權縱容黑金,讓我們錯失改造的機會,的確都是歷史學家應批判的過錯,不能卸責。

地緣戰略與民族大義

 多數人以為,北京之所以要台灣,是要恢復盛清時代的民族光榮與版圖,是狂熱民族主義 (或愛國主義) 的行為。對一般民眾而言,或許被教育成這樣的認知,但對精於計算利害得失的國家掌權人,即使目標相同,理由卻另有不同。

 中國在日漸強盛,要成為區域或全球性強權的過程中,不能只依賴經濟實力,而必須仰仗戰略佈局。世界上從沒一個只求經濟發展,不同時搶佔戰略要衝的國家可以稱為強權。英國佔領直布羅陀、印度,美國佔領巴拿馬、菲律賓、夏威夷、阿拉斯加,蘇聯領有西伯利亞、金蘭灣、海參崴、阿富汗,日本佔領台灣、東北等等,都如出一轍。職是之故,中國要成為強權,必須東出太平洋,才能和美國等以海權為主的西方世界一爭長短。北京覬覦台灣,不過是其躍上世界舞台爭霸的標準戲碼,哪裡是虛幻的民族主義所能解釋。

 若將世界地圖倒著看,以北京為中心,就可以很明瞭的知道,中國的爭霸的企圖,被以美國為首的冷戰圍堵安排所圈住。北從阿留申群島、日本、韓國、琉球、台灣、菲律賓、紐澳等國,與美國有條約或國內法的緊密關係,在在都是封鎖中國這個大陸強權的銅牆鐵壁。中國一日無法掙脫這銅牆鐵壁,就永遠無法晉身世界強權,甚至連區域強權也辦不到。

 環視前述「花彩列島」 (第一島鏈) 的封鎖線,對中國而言,日本則太強、菲律賓則是另一種民族、國家與文化,師出無名,最有可能的突破點就是台灣,其次是琉球。這兩的地方都曾經是中國的領域或進貢國,尤其台灣過去更也聲稱代表中國,算起來是國內的叛亂政權,染指台灣屬於國內事務,更具有排斥國際干預的侵略「正當性」。此時,日本早已藉著舉行八大工業國家會議的機會,發行以琉球「守禮門」為圖案的兩千圓鈔券,加上近年來 NHK 不斷以連續劇、特集介紹久已被忽略的琉球,以軟性策略宣示其主權,顯然東西當局已經體會到這項危機。

 如果,中國再度領有台灣,則不但封鎖了日本的資源補給線,對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更能發揮「寒蟬效果」,中國就可以將南中國海變成其內海,直下東南亞,因而可成就中國的區域霸權佈局。再以此為基礎,就可以東進太平洋與美國對峙,西抵印度洋控制歐亞咽喉。

 由這樣的戰略觀點,才能夠解釋共產中國從未領有台灣一天,但其對台灣企圖心之強烈,又遠遠超乎所有項目之上的原因。

 在從更大的戰略佈局來看,一兩百年以來,世界戰略思想上就有陸權與海權的兩大主流。但無論陸權思想也好,海權戰略也罷,在東亞地區海陸雙方的接壤點就是「花彩列島」 (第一島鏈) 。換言之,誰佔領這個接壤區域,誰就控制了對方陣營。西方世界控制「花彩列島」,就封鎖中國與俄羅斯。相反的,中國與俄羅斯控制「花彩列島」,就能破西方世界的棋局,而與其雙雄並立。這也解釋了二次戰後,美國開放其國內市場給日本、台灣、南韓,以繁榮其經濟並穩固其政權,背後其實還有更深層的政經意義。

 戰略專家眼中所見,豈是不著邊際的民族主義口號所能及於萬一的呢。

統獨是光譜 不是是非題

 在總統大選的時候,中國總理 (這是他的正式頭銜,世界上並無「中共總理」這件事) 朱鎔基曾公開發表言論,評定各組候選人。按照他的官方定義,除了李敖、許信良之外,其餘三組候選人 (陳水扁、宋楚瑜、連戰) 都是廣義的台獨,北京都不接受;但李敖、許信良兩者的選票加起來不超過 5% ,屬於台灣民意的枝微末流,無足輕重。換言之,在台灣,即使是自認統派的人,在中南海的眼中還是不同面貌的獨派。

 大家雖然能輕易介入討論「統獨」,其實,其內容卻極端的隱諱與不確定。搞不清楚前卻隨意討論「統獨」,最終也是徒然。

 多少年來,許多人絞盡腦汁研究出來幾種台海難題的終局解決方案,這些方案至少包括:中國一省、一國兩制、聯邦模式、國協模式、邦聯模式、歐盟模式、〔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 (兩國論或維持現狀) 、台灣共和國等九種。這些方案排列起來,呈現一種如光譜般的連續體。而北京除了自己想出來的方案之外,一律不接受,這是他僵化或霸權之處。

 其實,空泛的「原則」與「認為」,到頭來都可以,也非得要落實到具體的的柴米油鹽之中不可。那,你、我屬於哪一種統獨的柴米油鹽?

 王永慶說:「如果能夠平等,接受一個中國有什麼不好?」

 這句話,「原則上」並沒錯,但問題就出在「如果能夠平等」這個前提,是否存在。

 如果,「能夠平等」的話,那按照現實有效的存在狀態,則兩岸的談判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的「國對國」談判,那不就是李登輝所說「國對國的關係」 (或至少是「特殊的國對國關係」) 了嗎?反過來說,否定台灣是中華民「國」的狀態,就不是「平等」,也非「對等」,更無所謂的「對口」談判。

 在談判桌上,若一造是舉世承認的「國家」,一方只是「政治實體」,恐龍與蜥蜴同台;那,未談就知道結果了,不是嗎?王永慶自己會在商場上接受這種安排嗎?所以,他自以為聰明的「一中」聲明,到頭來卻自打嘴吧的承認「兩國論」的有效性,不是證明自己很沒學問嗎?

「一個中國」三段論的迷思

 北京到處宣傳「一個中國」的口號,他的三段論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大前提)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小前提)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能分割。

 北京的推論,雖然在邏輯的「語法」上無法過於挑剔,但最大的缺失是:刻意隱藏立場與不符合事實。

 其實,北京刻意隱瞞的立場是:北京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台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在邏輯上,「真假」與「對錯」是不相干的兩回事,「真假」與真實世界的存在與否有關,而「對錯」僅專注於邏輯的推論有效與否。問題在於,北京的三段論無法處理實際上存在的〔中華民國〕體制,他只好持續的否定與打壓。

 因此,國際上有頭有臉的國家,對北京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立場,僅敢說「聽到了」 (Acknowledge) ,而不敢隨之起舞而予以「承認」。事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之日起,從未有一天統治台灣。

 於是,可兼顧事實與邏輯演繹的三段論,應該是:

  1.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 (北京、國際皆承認) ;
  2. 台灣「過去曾是 (編加註 1.) ,但目前不是」 (had been once, but not is) 中國的一部份 (不僅事實如此,也因為中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 。

 結論是: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爭議,應以民主和平、不預設立場的對等方式解決 (只有程序,沒有定論) 。

 或者;

  1.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 (北京、國際皆承認) ;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對台灣行使管轄權 (事實如此) 。

 結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片面主張台灣是其一部份。

九種終局安排的簡述

 歷年來,許多學者與當事人提出各式各樣的終局解決方案,立場由純粹的「統一」而到純粹的「獨立建國」,依序大概有以下幾種:

 這個定義很明確,缺點是台灣的中央政府必須取消 (中央級公務員的失業) ,也沒有總統與國會的自由選舉 (除非中國也實施民主化) ,要用簡體字、漢語拼音、接受共產黨專政下的「四個堅持」,以及解放軍進駐,沒有言論與宗教自由 (法輪功) ,也不能拒絕龐大的盲流與所有北京的安排。台灣住民半世紀打拼所累積的外匯存底,也全歸中南海所有,並一舉解決所有中國的外債問題。

 其實,中央政府沒有了,不僅僅是公務員的失業問題而已,那些領月退俸的退休人員,憑什麼確信北京會全盤接收台灣的既成退休制度而不黃牛?數年前我們「凍省」時,若無中央政府全盤接收「省政府」的公務員與所有債務,根本無法成功。尤其,每個月領一萬三千元榮民津貼的退伍老兵,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榮民」可是「叛軍」啊!榮民弟兄們,你認為北京要如何解釋,才能說服其國民以他們的納稅金來補助「叛軍」的津貼?

 更擔心的問題是︰如果屆時改口說台灣住民沒有受過「社會主義」的訓練,若不經過適當的「教育」 (勞改、訓政) ,還不能具有完全的公民權利,怎麼辦?

 此方案好像較「省」的待遇為佳,有目前的香港做榜樣。但且看香港大學所做的民調,不以中國人為榮的高達六成,認為生活變差的人也高達六成八。陸委會 2001 年 7 月的民調顯示,台灣國內民眾贊成中共「一國兩制」主張的比例由今年 3 月的 16.1% 降為 13.3% ;在此同時,不贊成「一國兩制」的比例也由 3 月的 73.9% 降為 70.4% ,創下 1993 年 1 月以來的新低。

 有人批評陸委會的民調有,台灣將成為地方政府等「提示」,所以贊成者比例偏低。但這難道不是填問卷前應理解的事實嗎?填問卷的人,怎可不知道未來的具體影響。

 其實,關心台灣未來的人,應多上上「陸委會」的網站,因為裡面有持續觀察港澳回歸的多篇學術報告,頗有值得一觀。舉例來說,江澤民與北京大小官員的越級指導香港媒體應如何報導新聞,真令人作嘔。近日,北京還片面修改「基本法」,讓中南海隨時可以撤換香港特區首長。

 這,怎能令人放心?

 7 月 12 日新黨「大陸事務委員會」代表團到中南海紫光閣進行「黨對黨」工作機構的對談時,錢其琛具體提出「一國兩制」的七項內容,包括:一、繼續使用台幣;二、繼續保有軍隊;三、單獨關稅區;四、繼續保持政府架構;五、不拿台灣一分錢,不會調動台灣資金;六、台灣人民、企業家保有原有財產;七、人事自主,不派任何官員到台灣。

 這七項內容,輿論普遍認為比起葉劍英時代開出的條件,已經退步不少,但對相信中南海的人而言,仍有絕大的吸引力。只是,錢其琛所說的這些權利,台灣住民不但已經擁有而且還更多。而錢其琛並未進一步解釋:為何台灣要無端的放棄早已經擁有的一切,而歸你管?

 但對不相信北京任何「保證」的人,錢其琛引發的問題更多。舉例而言:所謂「繼續保有軍隊」,什麼是他所指的「軍隊」?是「中華民國國軍」嗎?是「民兵」?還是「人民解放軍」?進一步說,這個「軍隊」的指揮調度權歸誰?現在是歸「中華民國總統」。擁有「軍隊」但未擁有「統帥權」,不就是空話一句嗎?又,錢七項中為何不提對「中華民國」與「中央政府」?若無一字提及,那不也是空話一句?他又說,可以「繼續使用台幣」,可是我們現在使用的是「新台幣」,他所謂的「台幣」與「新台幣」是一樣的東西嗎?那這樣的「台幣」,是由「中央銀行」發行,還是由「人民銀行」發行?還有,「不派任何官員到台灣」,董建華不也是香港人嗎?這些該澄清的疑問,錢其琛都含糊帶過,只有新黨人如獲至寶,信受奉行。

 還是台灣民間的智慧點得最直接:不待北京「恩賜」,這些都是我們目前所享有的自由與權利的一小部分而已,有何值得新黨黨員大書特書?

 再換個角度說,既然如此「大方」,北京為何不能接受德國模式、邦聯、國協,甚至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等模式?他們在乎的,僅僅是「一個中國」的「名份」而其他好談嗎?難道沒有一點利益的成份?如果像江澤民、朱鎔基一樣,什麼都可以談,像錢其琛一樣,可以有包括保有軍隊、保持政府架構等等最大的優惠,為何北京堅決反對所有非「一國兩制」的選項?顯然中國方面的「一國兩制」,有極深極深的意含。而,「一國兩制」所承諾的最優惠的東西,不就是我們早就享有的自由?北京老是「買空賣空」,此種穩輸不贏的買賣,還是躲在一邊旁觀較安全。

 聯邦就是以各州、省以州憲或省憲為基礎,參加或組成一個國家,各州、省擁有外交與國防之外的獨立權力。聯邦不得干涉各州、省的事物,且各邦、省派員監督國政。這模式北京也堅拒如昔,不必談。

 以大英國協為範本,大家原先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因為建立自己的國會制度成為主權國家後,在 1931 年成立一種以奉英國元首為自己國家名義上的元首並參與友誼合作的特殊制度。每兩年,成員國政府首長參加國協會議解決共同事務。 1946 年,取消「大英國協」中的「大英」字眼,成為「國協」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

 這是個「主權國家」可自願性的加入與退出的制度,並且實務上取消了「母國」的名號 (即把「大中國協」的「大中」拿走,變成「國協」) ,這恐怕是北京所絕不能接受的。而和大英國協眾多成員不同,大中國協的成員也只有一大一小的兩造,左看右看都是怪怪的,怎麼舉手投票也都會輸。

 邦聯就是以獨立國家為基礎,參加或組成一個國家。參加的各國擁有獨立的主權。邦聯的實際成例不多,普魯士是一個、美國革命初期是一個。邦聯模式是在大選時候由連戰所推出 (事實上早有學者倡議) ,但因恐影響選局,故隱忍至今年中才著書推廣。不過,連戰的邦聯看起來並無固定且可資辨識的內涵,也有臨時安排的意味,這點還須繼續補充:例如台灣的國名還叫〔中華民國〕嗎?總統與五院繼續存在?邦聯與現行憲法的關係如何?台灣的利益與北京的利益發生衝突時,以何為準?如何解決?中國國內總共要劃分為幾個邦才行?在在都是問題。

 「邦聯」和「國對國」不同之處,是「邦聯」內主權國家的地位,是由互相承認而來的,可以出現「北京承認台灣,而國際不承認台灣」的情形。而「國對國」的主權地位,是由世界各國承認而來,「只要世界承認台灣,北京承認與否無足輕重」。這一點是連戰未想到,還是想到卻不說?真令人擔心。

 歐盟模式是大選時候宋楚瑜所推出,也是為了選舉考量隨即不說,到了今年才又大張旗鼓的推廣。歐盟模式是由法國與德國的「煤鋼共同體」所發軔,經由歐洲共同市場「內六外七」等五十餘年多階段的不斷演變,才有目前設立歐洲議會、理事會等,以及各國交出部份主權成立共同的歐元等歐盟的建制。

 歐盟模式的主要基礎是各國國會所通過的平等條約。在此「國際條約」之下,各國的國名與政治制度不改變,但有關會影響互相的事物,不能一意孤行,須交出部份主權共同決議。

 歐盟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參與歐盟的國家必須是民主國家,原因是唯有民主國家才能夠在經濟事務上有公平合理的對待,這對以經濟共同體起家的歐盟至關重要。極權體制國家,雖然在經濟事務上似乎較有效率,但是,一者,經濟的利益並非由全民共享,而是由統治集團的相關人士所囊括;二來,經濟政策繫乎一二人,對外之承諾不穩定,將影響歐盟全體的運作。因此,北京一來不願民主化、不願放棄共產專政,二來無法容忍台灣和中國外交與國防各自獨立,三來排斥與台灣平等以待、更反對簽訂國際條約,其反對歐盟模式,無疑是相當自然的事。

 德國模式,是兩個相互承認的對等國家關係,兩國各在聯合國各有席次,無礙的參與國際事務。更特別的是,兩國分屬北約與華沙兩東西陣營。對於此模式,北京以新華社、中新社通稿的形式,於 1998 年 12 月 17 日發表署名「陶正華」、題為《「德國模式」不適用於中國統一》的文章,而予以否決。

 依據原始憲法的規定,〔中華民國〕的領域涵蓋了〔中華民國〕 (台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陸) 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等三國。想想,「一國」的憲法涵蓋三國的領土,就知道其不可行之處。

 其次,依據憲法學的「國民主權」原理,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的絕大多數基礎選民 (大陸人) ,已經在 1949 年之後,不只一次 (而是三次) 制定了新的憲法與國家。

 換言之,在憲法學上,代表「全體中國」的〔中華民國〕體制,已失去了存在的實體。再加上,〔中華民國〕的憲法雖然是「一個中國」 (代表全中國) ,但在聯合國中,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中國代表權」的爭議已經解決 (2758 號決議) ,不必再議。也就是說,在國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等於「中國民國」 (注意,並非「中國民國」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有出現「中華民國」字眼的法律文件,都自動轉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編加註 2.) 。這也就是為何當年韓國漢城的中華民國大使館會被北京繼承,而駐美大使館「雙橡園」要趕緊以一美元的代價轉移所有權給私人,日後再轉回來的法理原因。

 〔中華民國〕,透過「修憲」的過程,將其實質「有效管轄」區域轉化為「主權獨立」的範圍,亦即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 (或更進一步的「台灣中華民國」) 。如此一來,就避開了 (至少單方面的期望) 與北京爭奪戰中,台灣方面的無理之處 (避免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 ,同時也兼顧政治體制須大幅度更迭的困境。

 但這樣的「修憲」安排仍舊有瑕疵,因為極少部份人 (台灣住民) 是否有權修改和推翻極大部分人 (大陸人) 所制定的憲法?更何況他們已經不只一次的表達意願,制定新憲法與新的國家。

 中央政府仍舊存在,也沒有總統與國會的自由選舉問題,在社會變動的角度上,可以說也對內的維持了現狀。不過,北京激烈反對,美國不支持 (柯林頓口頭聲明) ,東亞各國也因怕戰亂而傾向中立。故,目前國際支持度低。

 目前,北京能夠接受的唯有台灣是中國一省與一國兩制而已,即使在台灣看來也屬於統一範疇的「中華聯邦國」、「中華國協」、「中華邦聯」、「中華民國」等方案,北京也是連聽都不聽的堅拒。更甭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兩國論或維持現狀) 、台灣共和國了。相反的,在台灣的民意中,「〔中華民國〕在台灣」雖然北京也反對,但擁有最高的支持度。

 應該注意的是,為何北京只接受「一個中國」、「一國兩制」?說是「只要接受一個中國,一切好談」,但北京卻已限定了不能談邦聯,不能談聯邦,也不能談國協。為什麼呢?唯一的解釋是,邦聯制、聯邦制、國協制雖然實例不多,但總有先例可援,總有受國際監督的壓力。唯有自創加上「一個中國」前提的「一國兩制」,才為史無前例的制度,才不受國際監督。如此一來,「一國兩制」的解釋權就牢牢掌握在北京手中,怎麼說怎麼算。這樣的憂心,雖然可被評為有點小人之心,但攸關台灣千萬人身家性命,怎可不謹慎?

 北京支不支持是一回事,我們可以不管。不過對獨立派人士而言,相當難堪的是,「台灣共和國」本身雖有完美邏輯推論,但也犯了未尊重現實的毛病。

 現實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雖不合法 (或者其行政佔領台灣的法律地位,沒透過舊金山合約的政治確認) ,但卻有效佔領並有效統治台灣半世紀以上,已經超過了國際法上十年、十五年 (最多三十年) 的「先佔原則」的時效。

 當年不具「合法性」 (Legality) 與「正當性」 (Legitimacy) 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統治台灣行為,已經隨著歲月的更迭,逐漸獲取其「合法性」。更何況,所有台灣住民 (公民) 都參加了代表承認國家體制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及更重要的兩次總統選舉,更使得「〔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擁有了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以民主方式建立「台灣共和國」之時,必須處理也是經過台灣住民「同意」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在這一點上,有技術上困難 (但非不能解決) 之處。

 其實,在這些相似的安排之外,還有一種日本學者「中島嶺雄」所提倡的「七塊論」,也就是將中國依據地理、歷史與經濟的條件,分成七個國家 (大致上是華北國、華中國、華南國、西藏國、新疆國、東北國與內蒙國) 。當然,這項安排主旨在降低中國超大國家規模的經營壓力,以及減少對鄰國的軍事威脅以維持東亞和平,間接的對台灣的政局較有利。

 對台灣來說,變動最小的方案,應當是最可行的辦法,所以我們選擇〔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兩方案,雖各有缺陷,但誰能苛責。要跨一步,向邦聯、聯邦、國協靠近,那是變動較大的選項,還要所有台灣住民說了才算,更不必提一國兩制、一省、台灣共和國等翻天覆地的變動了。

「三通」與「戒急用忍」

 長久以來,基於前進中國市場的卡位需求,台灣的商界長要求政府開放「三通」以及放鬆「戒急用忍」政策。這樣的呼聲,尤其是三通,早從蔣經國末期開始,經李登輝時代到陳水扁時代,一直未曾停歇。

 「三通」,指的是「通郵、通商、通航」,這是從蔣經國時代起北京就不斷要求台灣方面開放的項目。雖然「三通」可以增加商業上的便利,但目前,除了通郵 (通話) 並無大的困擾之外,其餘的「通商、通航」都有問題。問題出在政治上定位的不明確:原先是中國方面較急,現在則中國也「不敢急」 (注意,並非「不急」) ,只剩下台商一個勁在跳腳。

 總而言之,「三通」並不是中國或台灣單方面所能主宰。

 舉例來說,「通商、通航」都會碰上「國家定位」的問題,即兩國的航線到底是「國內航線」?還是「國際航線」?若是「國內航線」,則〔中華民國〕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一部份,對台北而言,這怎麼可以?若是「國際航線」,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中華民國〕就升格為「國家」了,再北京看來,這怎麼可以?

 「國內航線」或「國際航線」不定義清楚,如何處理外籍航空公司的起降?如果想獨攬,又恐因歧視待遇而遭致國際報復。再進一步說,只要台灣與中國一談判,尤其談到這種屬於「主權國家」性質的「事務性談判」,北京就怕因「默認」了台灣「主權存在」的事實,進而「允許」〔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獨立」訴求。怎麼可以?

 所以,「三通」雖然只有兩個字,所牽涉的層面何止萬端,以致於雙方只能夠小規模的試一試,還不敢開步走。商人只懂營利,卻不知背後的利害,算是情有可原吧!

 至於「戒急用忍」,是李登輝仿效康熙皇帝的御批用語,其目的在提醒台商經商中國的風險。事實上,即使在「戒急用忍」最盛的當兒,也還容許五千萬美元以下以及特殊項目之外的投資,可謂相當寬鬆。

 王永慶說︰台商該去的已經去了。此固為實話。

 但既然該去的已經去了,表示「戒急用忍」實施至今並無實際效果,或者僅對大企業或台灣舉債額度很高的企業有影響而已。這樣的話,王永慶也不是替中小企業說話,而只是以他人之名義,替自己遊說而已。王永慶反對「戒急用忍」的說服力,不就大打折扣了嗎?

 「戒急用忍」的目的是提醒台商的經營風險,台灣對中國投資、貿易的依存度,已經達到二成,超越日本、美國的十倍以上。面對充滿敵意的對岸中國,對大多數中小企業不太有影響的「戒急用忍」政策,是所有面臨像台灣一樣特殊環境的政府所必須做的職責。

 部份台商只知道放鬆「三通」和「戒急用忍」之後,兩岸人貨與金融往來可以暢行無阻,台灣將是得利的一方。殊不知,僅僅中國將大量人口倒向台灣,就會造成更嚴重的失業問題。以台灣的的生活水準,三萬、五萬才能生活的薪資,未來那些「暫時移居台灣」的中國人,可能一萬、兩萬就願意工作,再加上供給大於需求,台灣社會的勞動條件不陡降才怪。「三通」,台灣恐怕未見其利,先受其害。

 台商幹部到中國工作多年之後,現在已經明顯感受中國大學畢業生低價搶工作的壓力,以前派駐中國的薪資加給權數,已從 2.0 、 1.8 、 1.6 的陡降,到最近的無加給了,足證前述「三通」後的失業顧慮,絕非杞人憂天。糟糕的是,此時所有台灣住民已經後退無路。即使為了個人的私利,我們難道還不應該謹守「國界」,綢繆於未然。遺憾的是,為何媒體不告知我們?

歧視性待遇的憂心

 當然,基於黃種人、漢字文化圈、地理距離等原因,若台灣 (與日本) 和中國站在同一陣線,抗拒遙遠國度與文化的西方勢力,其實是最「自然而然」的選擇。那為何我們仍舊抗拒中國對於台灣的「招喚」?這是一個頗值得研究的課題。

 對台灣來說,深怕遭受「歧視性待遇」應該是主要原因。

 就如同當年南京條約開放淡水等地,以及馬關條約割讓台灣、遼東半島等;台灣,一向都是基於北京自身生存的需要而割股求生,或奉為上賓的籌碼而已,從來就沒有視為「同胞」。

 舉例而言,日本佔有台灣初期所發生的鎮壓事件,奠定了後日實施「歧視性待遇」的基礎。一部「六三法」就將台灣住民定義為不能接受日本國內同一水準的自由與民主 (雖然經濟上有部份甜頭) 。

 同樣的,不管「二二八事件」是貪污橫行、文化衝突也好;或國民黨政權因眼見大陸會淪陷,所以必須另找出路,而不得不實施清除地方勢力以便於統治也罷。無論如何,根據史實,突然而來的「外來執政者」,對台灣總是沒有對自己國內同胞相同的體諒心、愛心。於是,總是出現「屠殺」的後果。

 現今北京的政權,對台灣也仍然不會實施「國民待遇」。

 證據是江澤民曾說︰統一之後,台灣的領導人可以做中國的「副總理」。

 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台灣住民只能是「副總理」,而不是「總理」?為什麼台灣住民不可能是「國家主席」?

 「歧視性待遇」已經溢於言表。

 原因出在「台灣住民不是自己人」。

 更深一層的說,中國人普遍認為:在「新中國」建立後,中國人在許多困頓時期,如大躍進、反右派鬥爭、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所吃的苦,台灣住民不但沒嚐到,反而在大陸遷台庫存黃金的滋潤,以及美國的資助下,吃香喝辣的享受榮華富貴 …… 。

 這不是空言,不但有許多中國學者 (知識分子) 抱持這樣的極端言論,許多曾經回去探親的「老鄉」,都曾接到這樣的抱怨,甚至於以補償金相逼。

 台灣若在中國這樣的宣傳環境下「回歸祖國」,結果已不問可知。

 香港的「一國兩制」至今還勉強維持的不撕破臉的「自治水準」,原因就是要做榜樣給台灣看。但看看近日,連起碼的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都要染指撤職的權力,若未來沒有必要做榜樣給台灣看的香港,其下場就可思之半了。

 在這裡,所用的「台灣住民」是包括了不分族群所有在台灣出生或成長的人。其實,台灣新住民 (外省人) 更慘。在新住民誤以為自己是中國的「自己人」之時,請不要忘記被北京政權視為「叛徒」的可能性。

 「叛徒」的下場,就不必多說。

 王作榮在 2001 年 7 月 12 日於國民黨中央黨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中共打來時,你要三百萬外省人將掉轉槍口對內還是對外?」,實在幼稚至極。北京一旦目的達到之後,台灣,尤其是新住民,有何籌碼避免北京「狡兔死走狗烹」,以及「過河拆橋」呢?王作榮這樣公然挑動族群仇恨,卻不被社會所批判,更顯見台灣社會在輿論方面,有反台灣安定的預設立場。

 在前一陣子北京官方媒體新華社的「新華網」中,登載「開發大西部」的網頁,裡面就明白寫道︰不需要台灣的資金,而是需要台灣的「人才」,來共同開發大西部。想想看,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去的大西部,卻點明了要台灣住民去開發,這會不會是另一種面貌的「發配邊疆」 (其實,共產中國在建政之後,也曾塑造其英雄事蹟,發動人民開發大西部,但多年後國外媒體的追蹤報導,這些人的下場卻是很淒慘) 。加上,香港商人參觀大西部招商活動之後,投入資金的,卻寥寥可數。金錢會講話,不是嗎?

 尤其,就像當年為了救京城,清帝聲明:台灣自古乃化外之地,而李鴻章又說: (台灣) 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誰又敢保證:在中南海的眼中 (尤其上海已經吸足了台灣的經濟精力) ,統一後的台灣不會淪為中國與西方世界鬥爭的前線、軍事堡壘和跳板呢?而台灣住民被迫「移民實邊」的可能性難道不存在嗎?

 而這,又能如何保證?

血緣關係與政治權利

 十七世紀,為種植經濟作物,故荷蘭人大量的引進漢人入台,台灣逐漸成為漢人主宰的地方。其後,大清帝國實施海禁,故渡海漢人逐漸與南島女子通婚,形成新的族群。此事實,已經由馬偕醫院的林媽利醫師,透過最新的 DNA 技術證實:閩南人其實是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而且,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是屬於「南亞洲人種」,閩客基因根本就是同一家。

 更有趣的是,長江以北與長江以南的漢族並不是同一個族群;長江以北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群聚在一起,長江以南的漢族與南方少數民族群聚在一起,表示現今的漢族並不是單一起源。據推測當北部漢族在黃河流域發跡時,長江以南已有相當人數的其他族群存在。直到秦朝一統天下後書同文、車同軌促成南北文化融合,始共稱為漢族;但遺傳人類學實驗結果顯示在類緣上仍然清楚地有南北的分別。

 同時,在對中國大陸地區姓氏研究可發現:南方與北方姓氏分佈有顯著差異。北方所有的省分為一大群,南部的漢族則分為三群:台灣、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省為一群;江西、湖北、湖南、貴州、雲南、四川省為一群;浙江、江蘇、安徽省為一群。其中台灣群和江西群先群聚,加入浙江群後成為南方大群,與北方大群相異,由此可約略的推斷大陸南部漢人的組成是多元的,與北方漢人皆有很大的差距。

 換言之,依據「血緣」根本無法定義「中國人」,甚至於我們所慣用的「漢人」也複雜萬端,「中國人」只能由政治體制來定義。

 請問:新疆的維吾爾族、廣西擺夷、東北滿族、西藏人等,是不是「中國人」?如果是,那「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國民;如果不是,那「中國人」就只是「漢人」,新疆的維吾爾族、廣西擺夷、東北滿族、西藏人等,就不是「中國人」。

 也就是說,北京想要顧新疆、西藏,就顧不了台灣,想要顧台灣,就顧不了新疆、西藏。台灣與新疆、西藏等,就這樣互相具有一種弔詭的辯證關係。

 「漢人」是血緣的概念、「中國人」是政治的約定、「華人」則是文化的集合體。

 一個名詞管轄一個概念,才會清楚不混淆。

 若不清楚分割「血緣的漢人」、「政治的中國人」、「文化的華人」等三個概念,談論事情只能永遠在醬缸中打轉,且「顧得了前面,卻顧不了後面」。

台灣新住民無法融入台灣的原因

 就像帕發洛夫的實驗狗一樣,人總是受到環境 (教育與宣傳) 的制約而反應。當台灣新住民在指責台灣老住民受日本教育而「奴化」、「亡國奴」之時,自己也不能避免是受到中華思想下的制式反應。

 其實,對於生於中國經歷抗戰顛沛流離經驗的台灣新住民而言,心中集體的惆悵或對日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真實的。但對於台灣老住民而言,接受日本歧視但也經歷不同於中國的現代化統治經驗,也是毫無軒輊的真實。

 兩樣南轅北轍的「歷史真實」並列時,絕對不能說誰的歷史真實「更真實」,故也就不能以「自己的真實」壓迫「別人的真實」。可惜的是,就以對「台灣論」上市、對新黨、親民黨、李系政團成立的不同反應來看,的確有部份台灣新住民,憑藉教育建制上的優勢,只准自己發揮「正義」,不准別人抒發他們「自己的真實」。

 相對的,大多數生於台灣且年紀低於六十歲的人 (台灣新住民第二代以降) ,因為沒有上述刻骨銘心的歷史經驗,應該有機會脫離「兩種歷史真實」的羈絆。現今的 e 世代年輕人,不管這些歷史塵埃,在哈美之餘,忽而哈日、忽而哈韓,有時哈台、有時哈中,顯然來得誠實可愛些。

 如果還有誰不能、不願跳脫「意識形態」的制約,實屬不該,只能說他們在校時是用功的好學生,全盤接受了政權所宣傳的內容,或者心中有「利益相對剝奪」以致於「仇恨連連」。

 根據學者對台灣歷次選舉的交叉分析,尤其是陳水扁市長連任之役,台灣新住民投票給台灣新住民馬英九的,集中度高達九成二以上,而台灣老住民投給台灣新住民馬英九的,則有六成四。相對於陳水扁施政滿意度,連續高佔七成至七成五,就知道,外傳所謂民進黨黨員結構中台灣新住民的成員比例偏低是民進黨排外的說法,應該是台灣新住民根本不願加入的結果 (此處之說明,與民進黨是好、是壞無關) 。

 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是全體台灣納稅人胼手胝足所撐起的一片天。可歎的是,多數台灣新住民卻任由不超過一百五十個家族的煽動,將自己家族的政經利益形容成一般新住民的生活利益,每到選舉即動員族群危機感,炮製如「被趕下海」、「福利將被剝奪」、「槍口掉轉」、「為何而戰」等口號,而將之「具體化」。即使李登輝實施六千億眷村改建,即使陳水扁聲明不尋求獨立、應為〔中華民國〕而戰,即使榮民福利不變如昔,甚至於,即使總統候選人中有人無法交代高達 11 億新台幣公款流向,主要受惠者的台灣新住民,也一樣不改投票的偏執,就知道問題出在誰身上。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陳水扁勝選公元 2000 年的總統選舉,李登輝將總統權力交予民眾所抉擇的人。此事不經提醒的話,許多人並無法理解這是個多麼不得了的轉折。

 回想一下,大選時五組總統候選人不因其立場、黨派與勝選機率,都享有國家安全局派駐的安全人員保護,也有都有交通管制的禮遇;而在開票結果大致底定之際,立即對「準當選人」陳水扁實施總統級的安全保護,建立不得了的慣例;尤其在開票之前,參謀總長發表效忠的聲明,更是政權和平轉移的實力保證。

 想想看,如果國安局不禮遇候選人,如果國安局不以總統之尊保護陳水扁,如果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不發一語,證諸選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無理抗議 (甲組選民因乙黨失去政權,向乙黨抗議) 的特定選民,以及一年多來的黨爭強度,台灣的政局恐怕更不堪設想,民主或許只是轉瞬間的幻影而已。我們應該對於政權轉換期間,所有直接間接堅持「民主信念」的人,給與最高的敬意。

 對長久接受「反攻大陸」、「領袖主義國家」、「反台獨」、「黨徽、國徽、軍徽不分」等黨軍宣傳的軍隊而言,陳水扁的當選總統,在失去既得利益者的推波助瀾下,是有足夠的理由提出「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疑問。

 過去,大家為蔣介石、蔣經國而戰,為反攻大陸而戰,沒有困惑,但蔣介石、蔣經國終究是人,終究有壽命之限,在他們過世之後,即使軍隊不喜為李登輝而戰,李登輝還是國民黨主席,軍隊還可以轉為「國民黨」而戰 (這是由「蔣家軍」轉變為「黨軍」的過程) ;即使動員戡亂解除,沒有反攻大陸的目標了,也還可以為國民黨主政下的〔中華民國〕而戰 (這是由「黨軍」轉變為「雛形國軍」的過程) 。但這套由「蔣家軍」而「黨軍」而「國軍」的過程,若未經過陳水扁政府的測試,不能證實已經改革完成。事實上,國軍內部提出「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疑問,也正表現此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實,道理也沒這樣複雜。從職業倫理來看,「誰出錢就應替誰工作」,既然國軍是由台灣地區的所有住民納稅支持,理所當然應保護「台灣地區」所有住民的安全;從軍隊的自身利益來看,唯有「台灣地區」的社會完整才能持續國軍的體制與運作,故也應該抵禦對「台灣地區」有威脅的外敵。另外,從組織學的角度來看,國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所培養的衛士,當然應對抗威脅組織存續的外在敵人。

 想通這幾個道理,「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疑惑,毫不成為問題:國軍應為老闆 (所有台灣住民) 而戰,國軍應為保護組織 (〔中華民國〕在台灣) 而戰,國軍應毫無遲疑的抵禦任何威脅前兩項目標的外在勢力與國家。多餘的考量,都不過讓自己深陷於外在敵對勢力所排放的欺敵煙霧而已。陳水扁總統於 7 月 12 日三軍五校畢業典禮上指出,國軍在軍旅生涯中應秉持軍人的價值觀與基本信念,認清「為何而戰」,即是「為〔中華民國〕國家生存發展而戰」;「為誰而戰」,即是「為〔中華民國〕百姓安全福祉而戰」,總結了這項疑惑。

李登輝的功與過

 外界不斷的傳聞,李登輝主政期間有計劃的在毀滅國民黨,這傳聞的立論有二︰一是李登輝將「中國國民黨」變成「台灣國民黨」,所以是毀黨。另外,國民黨在李登輝手中失去執政權,所以是毀黨。

 李登輝在主席任內,曾經聲稱國民黨只有「兩歲」、「老店新開」,這樣的作為,其實是執行由蔣經國「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所開了頭的本土化路線。換言之,開放選舉成為趨勢之後,「貼近主流民意」是所有政黨生存的遊戲規則。國民黨既然在台灣執政並實施民主選舉,本土化與台灣化就是政治組織生存的必然抉擇。反之,非本土化或非台灣化,必然在選舉中失敗。所以,李登輝「台灣國民黨」轉變,效果不在毀黨,反而在延長黨的生命 (這項推論是否有效,年底選舉的結果就可以檢證) 。

 只要台灣實施真正的民主化,就無永遠的執政黨。政權的移轉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問題只在於時間的早晚和公民的意願為何而已。即便是執政半世紀的日本自民黨,也有失去政權的時候。如果意圖一方面實施民主,另外一方面萬年執政,若非期望不切實際,就是心態還在訓政或專政的階段,還不是真的「天下為公」,即使拿孫文做廣告一萬次,也是枉然。

 若說國民黨在李登輝手中失去執政權,所以要負責任、應該下台。結果,他也下台了,算是建立負責了慣例,並非壞事。老實說,要李登輝下台,是敗選後黨員天經地義的要求。只是敗軍主角的連戰繼任黨主席,不也毫無義理可言。

 事實上,失去執政權不能算是「毀黨」,套句連方瑀的話:「國民黨還沒死」,就不能指摘李登輝有「毀黨」的行為。

 政黨、政團結盟乃民主社會稀鬆平常之事,李登輝近日與黃主文、親台獨社團較近,這也是憲法保障下的權利,並無違法之處。國民黨、親民黨、新黨可以「泛藍軍」整合,所有的國民自然也可以自由結盟。

 而李登輝曾任黨主席,與國民黨相違背的做法是否恰當,值得進一步討論。

 倒是,李登輝縱容黑金,將憲法修得窒礙難行確實值得批評。只是,他容黑金與將憲法修得窒礙難行的地步,受害的是全民,得利的卻是國民黨 ── 黑金是國民黨長久的積習,不獨李的時代如此。但黑金,延長了國民黨執政時間,修憲擴大總統權力,埋下府院不合時無法解決、也難以再修憲的僵局。民眾可以批評他,甚至,連新黨也可以聲稱與國民黨毫無瓜葛而批評他,就國民黨黑金政治的直接受益人而不能批評他。

 順便插一句,舊勢力反李,是因為李登輝出身台灣社會,「血緣」與舊勢力格格不入所致,但李登輝還是國民黨主席,多少與舊勢力還有「管道」連結,不至於翻轉共犯社會結構的「甜頭」,所以他們還有著力點,還可以忍一忍。但與李登會比較起來,舊勢力更反扁,連一點蜜月時間都不給,那是因為扁出身台灣鄉下三級貧戶,他的勝選不但舉有族群意義,更具有翻轉社會階層的革命性意義,他的「成份」與舊勢力沒有連結,全然衝擊著共犯社會結構的「甜頭」,讓舊統治群毫無著力點。我們靜靜觀察目前的政爭現場,當事人都會不經意的露出沒落貴族高傲與焦急的窘迫口風。

中南海的壓霸與白金漢宮的智慧

 經營一個超大型的國家如中國者,歷史上並無前例可資援引,北京領導人的壓力可見一斑。這點,要寄予以某種程度的同情。

 的確,對藏獨、疆獨、台獨與六四事件等任何一方放鬆,皆會產生連鎖效應,進而不可收拾。不過,也不能因為怕此現象,而合理化北京的高壓與屠殺手段。西藏、新疆,無論文化、語言都與中土不同,歷史上也自明代、清初才成為的中國領土。他們對獨立的堅持,絕對超越中國宣稱「歷史主權」的正當性。

 事實上,中南海目前所面臨的國家經營壓力,過去的大英帝國在面對遍佈全球殖民地的獨立風潮時,也曾經歷過類似的分崩離析壓力。無論理由為何,英國的政治家們決定轉變傳統的思想,務實的以「獨立為實、共主為名」的國協方式,圓滿的解決此一困境。若當時英國採取強壓手段,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一方面英國的國力加速衰微,二方面各國兵戎相見,仇恨永結難解。現在,國協在聯合國中仍然可以發揮相當顯著的聯合力量,英國仍受到前殖民地國家的尊重。

 但,中國能嗎?願嗎?有朝一日兵戎相見的,可都是別人家的子弟。

 即使是北京將於七年後主辦奧運,消息傳來之時,中國網路上的意見還是不忘加上:屆時我們統一台灣,再來一個喜上加喜。這樣的頑固的激情,怎叫人能不憂心忡忡?

 領導人的智慧與歷史文化的慣性,不但左右萬千生靈的生命,更攸關自己的福祉。這點,中南海和白金漢的智慧,相差豈僅雲泥而已。

結論

 總而言之,真正的關鍵只在於「國家所為何來」而已,即「國家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或者「國家本身就是存在的目的」。

 如果堅信「國家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則高如國家的體制、憲法、國旗、政黨、元首、經濟制度、社會安全,或低如交通規則等等,無一不能依據實際狀況改變,以達成人國民的最大福祉。也就是說,在追求人民最大利益下,沒有不能更改的圖騰與禁忌。而人民的最大利益,不能依據少數執政者的喜好,而必須依據「普選」的結果來決定,也就是實施真正的民主主義。

 相反的,若認為「國家本身就是存在的目的」,則會不斷強調「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些什麼,但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的說法,發揮到極致就是「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在「國家至上」的環境中,人民只能服從,不能異議。不過,徒法不能自行,國家也必須透過「少數人」來運作。

 問題在於,沒有經過國民的驗證或同意的過程,如何確認某項「政府的命令」是「國家的意志」,而不是「少數人的利益」?推演到極致,為何他們有發命令的權力?為何推舉他們上台的人,擁有推舉的權力?其實,到頭來我們會發現,他們只是憑藉著「武力」而上台,也難怪要他們下台也非憑藉「武力」不可。於是,這種國家的政局就不穩定。

 和蔣經國以及蔣介石不同,李登輝和台灣的真正民主化,真正打到中國政權的痛腳。也難怪北京抓狂;因為,光就質疑中國政權的基礎這一件事,一旦傳開來,一旦被中國人民所深信不疑,中國政權就非跨台不可了。

 中國不怕軍事的對抗,也不怕比誰更極權,他只怕人民對其政權的質疑。北京能做的只是用激情民族主義,防止人民思考,來抵抗民主思潮的滲透;這也是他們正在做的。

 一個會對幾百年前自己未曾經歷的民族屈辱耿耿於懷,一如昨日發生,絕對違反人性,也必然有鞏固政權利益的政治集團在幕後導演。以阿衝突也是這樣。

 所有高倡「國家本身就是存在的目的」的國家,其執政者下台或被清算後,最後都被發現擁有不可計數的私有財產。阿敏、蘇哈托、馬可仕、迪托、鄧小平 (媒體稱是 250 億美元的家族) 、蔣宋孔、李光耀 (擔任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董事長,管理新加坡外匯存底,總計達 1,000 億美元,投資台灣股匯市計 20 億美元,副董事長為其子李顯龍) 等四大家族,無一不是如此。「成王」不僅擁有空泛的權力而已,背後還有數不盡的榮華富貴;而「敗寇」則代表抄家滅族,項上人頭不保。當官,是件拼死拼活的「事業」。

 這樣看來,國民的同意還是最重要的。

 即使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年的大會上,提出「三個代表」,將引進工商界代表入中共決策圈,目的也是在強化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盤而已,還是想「專政」,還是視政治權力為禁巒,還是視人民為敵人,距離真正能夠處理資本主義社會複雜利益分配的建制還很遠。

 很慶幸台灣已經走過了前一段的不堪,中國問題要解決、東亞要和平,北京也非經歷相同的過程不可。

(2001/7/23)

編加註:

  1. 這裡所指的為“大清帝國”。
  2. 中國在聯合國的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請參觀聯合國網站 http://www.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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