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顯榮初探

黃俊平


 在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的前景下,鹿港人辜顯榮適時地躍上歷史舞台。
 一百年前的辜顯榮先生已能以前瞻的眼光洞澈台灣必須脫離中國之黑暗統治,否則永無翻身餘地。毅然選擇與日本人合作,而台灣幸而有日本人那五十年的統治,卒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如此看來,辜顯榮先生一生之毀譽,實宜重新評價。

去年五月十三迎城隍,今年五月十三搶軍裝。
可惡撫臺一時走去死,害阮百姓反亂豎白旗。
是咱皇帝太不党 (無用) ,放伊東洋來做王。
東洋做王未時知,下腳劉義 (永福) 拍起來,
劉義東洋來相對,害阮淡水做戰場。
東洋不比紅毛番,看伊吃穿比咱卡不堪 (不如) ,
驚伊將來若變動,總著離了臺灣心著安。

1895 5 月大稻埕流行歌謠 (請以台語發音)

 1895 年 5 月 22 日,台灣宣告獨立,民主國的國號〔永清〕,國旗上黃虎的尾巴長得不成比例,讓人感受到民主國主導者對其母國的難以割捨的矛盾心結。台北城細雨濛濛,慶祝民主國成立的遊行隊伍在沒精打釆的鑼鼓及鎖吶聲的引導下有如送葬的行列,繞了兩條街就草草收場了。台灣人似己看清這批滿清遺老所排演的不過是一場鬧劇,因此反應出奇的冷淡。民主國成立的第二天,板橋林本源家的林維源,在捐出一百萬兩銀子之後,悄然西渡,從此未再回來。

 因為日、清戰爭的停戰協定竟不包括非戰區的台灣及澎湖,具有敏銳嗅角的美國專門採訪戰地的記者 James W. Davidson 由東京展轉於四月間抵台,隨即於台北訪問台灣巡撫唐景松,唐向他吹噓台灣的防務,說有汕頭兵團、湘勇、廣勇及台勇 (台灣兵) 共 80,000 人,士兵每月餉銀六兩,發予軍裝,但三餐要自己設法,云云。 (Davidson 後來評論,不給士兵吃飯,不是明明叫他們去搶?其後的發展果如其言。)

 之前,法國向清國要求割讓澎湖,理由是馬公要塞若飄揚三色旗,日本可能會有所顧忌而不敢動手。但劉永福斷然加以拒絕。事實上在三月底日本己出兵將澎湖佔領了。

 另一方面,清國也訓令其駐倫敦公使龔照瑗前後兩次向英國外相 Kimberly 表示願以台灣相贈, Kimberly 不受。

 5 月 29 日日本近衛師團登陸三貂灣,旋攻佔瑞芳,基隆開來的火車滿是難民與逃兵。唐總統一心想跑,但由他招募而來的廣東傭兵對他虎視耽耽。前一日,唐的妹婿俞同甫由撫署搬出數箱行李,被廣勇攔住,知俞要跑,竟追入撫署要殺唐;唐卒予鬧事者升官,倖逃一命。終於 6 月初 2 ,雞籠淪陷的前一天,唐以軍資五萬法郎向其老鄉行賄,由滬尾登船逃回中國。唐一逃,丘逢甲、林朝棟等人亦先後挾資開溜。成立不過十日的台灣民主國,土崩瓦解。

 基隆陷落後,台北城到處都是潰兵。廣勇乘勢到處劫掠商家,強姦民女,並一把火將軍器製造所 (今北門鐵路總局) 燒毀,拿著搶來的槍、砲在市上低價求售。此時倒可看到有些台勇,為了維持治安,與廣勇在街上對幹起來。台灣人到底是不同,在必要時他們會挺身出來保衛鄉土,同樣的情形在 1947 年 228 事件期間,我們也看到一些熱血的青年,自動自發的在各地方負起治安的責任。此時,大稻埕因為列強派出兵艦保衛外商,情形還過得去,但艋舺的情勢朝不保夕。

 在此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的前景下,鹿港人辜顯榮適時地躍上歷史舞台。

 辜顯榮先生,據鹿港辜家資料,生於 1865 年 3 月 4 日,是福建惠安移民的第二代。家貧無力就讀,然深思好學,曾跟一位黃玉書先生讀漢學,終於謀食故未能竟學。其「性慷慨好義,有朱家、郭解之風。常往來鹿港、台北間,交並時豪俠,周旋中節,以故,人多樂近之。」所謂遊俠之風,套句我們台灣的俗語就是「敢死」,因為敢死所以敢拚,我們今天仍可看到許多台灣人在商場上、政治上深具此種特質,因而大大地飛黃騰達。今天台灣在經濟上能夠吐氣成霧,那些人應該有些貢獻吧?此外,辜顯榮具有泉州人善於營商的本領, 1895 年 12 月 20 日他曾向台灣總督府提出一份履歷說:「十九歲即曾至上海、南京、漢口、香港等地開設商號,經營糖業。」 1888 年,以助平施久緞之役有功,獲賞五品軍功。 1892 年復前往上海、寧波等地經商,兼運售基隆煤炭等。由是觀之,有人說辜發跡前在大稻埕「睏豬砧」,充混混,恐非事實。另外,他在 1895 年已有能力居住於千秋街、建昌街一帶 (今貴德街) ,是大稻埕首屈一指富商李春生的鄰居。

 鹿港辜家資料又說:「甲午之役,清廷割棄台灣, …… 志士謀獨立, …… 連戰皆北,唐景松攜印潛乘德商輪內渡,民益亂無主,潰兵四出,土匪乘發,哭聲滿巷。當地紳商集議彈壓,既無力可制,擬赴日軍求鎮撫,亦無敢往者。先生適事北來,得與其議,見事急乃告奮勇赴基隆請謁日帥。登艦日軍臨之以威,挺然無懼色。日帥樺山知不可侮以賓禮見,因得述來意以安民為請。」關於此事,台灣學泰斗之伊能嘉矩氏在其巨著《台灣文化志》中亦說:「基隆失陷後二日,台灣士紳一人前來基隆,求謁台灣總督,曰:『名辜顯榮,來自台北云。』予以引見結果,乃縷陳台北府所在地之清國文武官悉己逃亡,已無一兵,而土匪乘之蜂起,肆逞掠奪之情,切請日軍前往鎮壓。」日本人的階級觀念相當森嚴,伊能氏在此處稱辜為士紳,亦可旁證辜其時的社會地位不低。日方當時對台北方面並無情報,為恐中了埋伏之計,對辜的講法並不盡信。促使日軍於次日派出先遣隊的原因,是日方由他處得到情報證實辜的講法不虛,伊能氏在同書繼又說:「同日夜,從軍日本野戰電信隊,自基隆接通僅與南方有通線之七堵通信所之際,突然有問話者曰:『貴所為何人?』基隆反問:『貴所為何人?』彼答:『台北府也。』我 (方) 問:『貴所距基隆多遠?』答:『沿鐵路約二十哩處。』問:『足下何人?』答曰:『電信員韓生 (丹麥人) 。』如今清兵多已遁竄,已無人抵抗貴軍,請速來。足下應告足下之司令官,此地知府及其他官衙或被劫掠、或被焚毀,據傳敗兵到處放火云云。於是認為台灣之鎮撫已克不容緩,決定先遣一部隊 (前往) 。」日軍先遣隊沿鐵路南下至水轉腳 (今汐止) 紮營。隊上有參謀官明石元二郎大尉,此人精通德、俄及英語,曾在後來的日、露 (西亞) 戰爭中在瑞典搞情報立了大功,於 1918 年 6 月被任命為第七任台灣總督,一年四個月後病死日本,遺命歸葬台北三板橋 (今林森公園) 公墓,其前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的母親,死後也埋葬於台灣,遠至鄭成功、鄭經父子,荷蘭時代東印度公司派駐台灣第一任總督 Sonk 醫生及第三任總督均埋骨台灣。奇怪的是,今天桃園山區竟還有二副棺材懸空放置,不願落台灣土,比之歷來歐洲、南明及東洋諸外來政權,其心態頗為可議。此是題外話。

 當時台北富商集團派往基隆向日軍求救的代表,非僅辜顯榮一人。前面提到的 J. W. Davidson 在其大著《台灣島史》中提到:

 「大稻埕的富商首鼠兩端,寫了求救的書信卻不敢簽字,深怕萬一滿人又回來將被處以判亂之罪而遭砍頭 (他們認為這種情形不無發生可能) 。於是決定由 Mr. Ohly (德籍) 、 Mr. Thomason (英籍) 及我 (美籍) 三人自願組團去基隆見日本人。我們大約於中午離開台北,攜帶武器,並雇一位武裝馬來人為護衛、一位漢人為苦力,另一漢人為旗手,一行人沿著鐵路前進。沿路非常平靜,很多房子前面都升起小白旗 …… 。在水轉腳碰到一隊日軍,哨兵命令我們停止。我們非常驚奇地聽到一位日本軍官以英語問道:『 To what port are you going, Gentlemen? 』我們告知來意,他遂邀請我們跟隊伍一起下台北。」

 很顯然的, Mr. Davidson 一行人在水轉腳所遇到的正是日軍前進台北的先遣部隊,那位會說英語的日本軍官極可能就是明石元二郎大尉。那麼,辜顯榮是先他們一天去基隆的。 Mr. Davidson 未被告知辜顯榮事,認為當時情形由外人組團去基隆是大稻埕方面「唯一的」選擇,故他書中全末提到辜顯榮。台北富商們城腑之深可以想見。

 辜家資料又說:「北部地區秩序之得以早復,居民減於虐殺滋擾之苦,此行之力不為虛也。」不僅如此,辜顯榮後來又跑去嘉義,辜家資料繼說:「日軍南路以北白川宮為主帥,抵嘉義居民閉城不納,圍數日不解。日軍揚言轟城,先生聞訊馳往,請撤南門兵願代為舒解,終亦免於屠掠之慘。 …… 顧後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為日軍減免抗力者,實則處當時之情勢,先生乃係以急難救人之心,圖免毀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願無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誠,寧復嫌於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責,守經達權互通其義,固未可執一而論也。」嘉義之事, Mr. Davidson 後來因得到樺山之許可得為隨軍記者,隨近衛師團南下,他的書中也記載嘉義之圍,日軍故意撤南門兵,讓抗日軍民得以逃出,證明辜家資料所述不虛。誠如所言,既保土之願無天可回,則無謂的抵抗,徒然斷送民族元氣,他平生之名言:「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民。」應放在這個脈絡上去瞭解。以蔣家政權之專制獨裁與高壓,台灣人終亦無法加以推翻。台灣之有今日,大部份是忍出來的。以今日的眼光獨責辜顯榮,無乃太過。這樣說並非鼓勵台灣人對中國也要逆來順受,今日台灣的情形究非 1895 年可比。

 這三方面的資料明明白白顯示,請日本軍進台北城的主謀者是那些富商們,他們的名字分別是李春生、向其祥、吳文秀 (以上大稻埕) 、李秉鈞、吳聯之、陳舜臣 (以上艋舺) 等。辜顯榮先生是他們派出的代表,而且不是唯一的。如果辜顯榮先生因此事被罵做台奸,那麼李春生諸人是什麼?寫了求救信而不敢簽名,何等懦怯?反觀辜顯榮先生在求謁樺山時直言此辜顯榮也,以其時日軍之威厲肅殺,其膽色確有常人所不及者。

 至於辜顯榮先生充當嚮導引領日軍進台北城的說法,史明、陳水螺及今日諸多研究辜顯榮的歷史學者,均末曾對此說法就史料詳加比對,亦未曾提出任何證據,而陷於想當然爾,跟著人云亦云,殊失學者忠實面對歷史之道。筆者認為:當時日本軍部發配近衛師團使用的是甚精確的台灣地形圖,再說,彼時基隆、台北間己有鐵路相通,任何人只要沿鐵路南行一定抵達台北,日軍無需辜顯榮先生當嚮導,這是常識問題。所以關於此一事,實在不必多費筆墨了。

 最後,關於「台奸」一語,實是戰後才出現的。台奸一辭之出現,是好現象,因其間顯示台灣意識己經形成。在日本時代的台灣人,絕大多數只有漢族意識或中國意識,台灣人這一念之無明,造成三百年來必須在苦厄之間輪迴,姑且勿論。但台灣之意識既不存在,何奸之有?因此以台奸一語來罵古人,並不恰當。國民黨逃台之後,辜顯榮的頭上又多了一頂「漢奸」的帽子。人處於風雨飄搖的巨變年代,是非對錯並無一定標準,今天我們檢視一下 228 事變的受難者,除了林茂生先生,幾乎都多多少少具有大中國思想。是則台灣人就是不做漢奸,也難逃一死的。我們台灣迄今猶原處於大中國思想的糾纏之下,而一百年前的辜顯榮先生已能以前瞻的眼光洞澈台灣必須脫離中國之黑暗統治,否則永無翻身餘地。毅然選擇與日本人合作,而台灣幸而有日本人那五十年的統治,卒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如此看來,辜顯榮先生一生之毀譽,實宜重新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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