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分類 回歸族名

黃美英


 分類與命名的背後,其實代表著國家勢力與知識建構對原住民諸族的介入,也剝奪了原住民諸族在政治、社會文化上的自主權與發言權。
 當今台灣政府與社會應還給族裔一個遲來的正義,還給各族應有的歷史定位與族群地位。

 台灣自上萬年前即有人類生存,至於現今屬於「台灣原住民族」各族群的祖先,也可遠溯自數千年前即活躍在這個島嶼。然而,三百多年來,陸續過黑水溝來台的移民,已成為島嶼的絕大多數人口。

關於「高山族」與「平埔族」的分類與族名

 清政權進入台灣,自南而北,由沿海、平地至山區,導致各地原住民族群的勢力衰微。大致而言,清政權從統治者的立場,將歸順政權及受其「教化」的族群稱為「熟番」,無法征服的稱為「生番」,還有「半生不熟」的「化番」。

 1895 年台灣割讓日本後,日本政府為殖民統治及「理番政策」之需,引進學者專家如伊能嘉矩、鳥居龍藏等人進行有關的調查計畫。這些調查雖具有近代學術的基礎,但也因其擁有知識權力的地位,對台灣原住民諸族進行了「分類」與「命名」工作,並影響了政策方針。日本學者將台灣原住民諸族分類為「高山族」與「平埔族」兩大範疇,在此兩大分類下又區分各族族名,「平埔」大意是指相對於高山而較平坦的地區。 1904 年伊能嘉矩的調查研究指出「平埔」十大族,也影響了後世學界對「平埔族」的理解與研究思考。

 回顧日本學者的調查工作未必是周詳的,其分類與命名也有許多缺失;更值得反省的是,這種分類與命名的背後,其實代表著國家勢力與知識建構對原住民諸族的介入,也剝奪了原住民諸族在政治、社會文化上的自主權與發言權。

 戰後的文獻專家與學者大致沿襲日本學者的分類與命名系統,影響了政策措施與社會教育的認知,國民政府甚至認為「平埔」各族已經漢化或消失了,因此在政策上僅承認「高山」九大族的身份,錯誤的政策再度剝奪了「平埔」各族的自主權。

 筆者認為當今國家政策,不應延續清國及日治以來從統治觀點的分類與命名;需打破「高山」與「平埔」的兩分法,應設法還給各族命名權。由族裔本身釐清祖先傳下來的說法,設法回歸族名,或重新思考合宜的自稱,例如「邵」、「達悟」、「賽德克」、「甲哈巫 (或甲哈撫) 」。

 回歸族名有其深遠的歷史意義,以及當代族群政治的必要性,讓台灣歷史上出現過的族群及其後裔,得到應有的尊重與權益,讓台灣社會建立合理的族群倫理,讓後代子孫了解豐富多元的族群史觀。

族群意識與身分認定

 由於台灣原住民諸族缺乏文字書寫,主要是靠口耳相傳。但受到外來文化語言的影響之後,也逐漸失去了口述文化歷史的傳承,導致歷史斷層與後裔的認同危機,難以得知自己的家族演變與血脈來源。

 族群意識也會受到政治社會情境的影響,近年來一些屬於「平埔」族裔知識份子,勇於面對政策缺失與歷史悲運,重新回顧自身的血緣成分與家族滄桑;雖然有些族裔的血液中,已參雜了不同的族群來源,但族裔主觀的族群認同意識仍應受到尊重。

 但另一方面,在政策措施上,仍需擬定合理的身分認定辦法,尤其是「平埔」諸族,因代代之間異族通婚頻繁,其血統傳承較為複雜。因此追溯家族系譜成了相當重要的一項佐證,口述歷史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筆者在三年前接觸埔里鎮東北區眉溪流域的「四庄」,「四庄」是指百餘年前建立的四個主要村落 (牛眠山、守城份、大湳、蜈蚣崙) ,也聽到當地人自稱是「 Kahabu (音譯為甲哈巫或甲哈撫) 」,後來我為了進行長期訪問,決定定居「四庄」,希望能了解「 Kahabu 」人遷移埔里的歷程及其原居地,乃至百餘年來家族史與通婚的狀況。

 由於以往學界將其視為 Pazeh (巴宰族) 的一支,筆者深覺有必要重新看待 Kahabu 族裔的歷史詮釋與自我認同意識 (self-identity) ,更重要的是,當今台灣政府與社會應還給族裔一個遲來的正義,還給各族應有的歷史定位與族群地位。

(本文原載於 2001/3/2 台灣日報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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