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格和文化人格

李敏勇

(作者為詩人)

 高行健擁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但他了解的台灣只是侷限在中華台北意識的台灣。就像許多中國流亡海外文化人,常常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相較,羨慕國民黨相對於共產黨的民主自由程度。

 儘管新的世紀裡國家界限已較為模糊,但這是建立在既有國家條件的界線無形化。否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存在的問題不會這麼沈重。

 在台灣,既沒有明確的國家條件,仍然存在著被納入併吞的危機,但瀰漫著無國家意識的議論空氣,一方面則又隱隱約約地導向中國大陸那個國家的欺罔認同。

 高行健來台灣談論文化與政治時,非常個人地、藝術地展示他離開中國住在法國的自由人氣質。這是他的自由,對於他而言,自有他的道理;但是台灣畢竟有台灣的現實,有台灣的課題。

 在政治威脅到文化時,文化應有所反應。文學家不像政治人處理政治一樣,文學家不在權力圈打轉。但文學家的作品言論,甚至行事作為不能對政治視而不見。高行健擁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但他畢竟不太了解台灣。或說他了解的台灣只是侷限在中華台北意識的台灣。就像許多中國流亡海外文化人,常常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相較,羨慕國民黨相對於共產黨的民主自由程度。其實,這樣的羨慕,有些利己性,有些可笑。

 高行健堅持他的文學和藝術,是可尊敬的,但他對台灣和中國之間也只是持有他者意識,讓人覺得他的侷限性。雖然這種侷限也許會被許多活躍在台灣的中華文化圈藝文人士視為某種超越論。這樣的超越論事實上也一直是某種偽善的利己主義保護色。

 已故的以色列詩人阿米迦 (Y. AMICHAI 1924-2000) 和巴勒斯坦詩人達衛許 (M. DARWISH 1942-) 在兩國的政治對峙中,除了自我認同的堅持也相知相惜。他們當然有其國家信念,也有其文化信仰。政治和文化的課題可以這樣積極對應,而不是一味以超越或脫卸論模糊以對。

(本文原載於 2001/2/10 自由時報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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